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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域强邻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俄国印象
北域强邻：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俄国印象
吴贺
俄罗斯是中国当今最重要的邻国与战略合作伙伴之一。可是在17世纪中期俄国哥萨克来犯我边境之前，由于中俄两国并不接壤，中国对俄国的所知几乎仅限于一个名称。即使是蒙古大汗的铁蹄曾将中俄两国同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中国有关俄罗斯国家的知识依然乏善可陈。直到俄国的哥萨克打到了中国的“家门口”，强行跟中国做了邻居，才迫使自诩“天朝上国”的大清王朝对了解俄国这件要务上了点儿心思。自此，中国所处的发展环境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但两国政治中心的遥远，令清政府很晚才意识到这一点。在清王朝的统治下，中国对俄国的认识长期以来都没能从“偏远蛮邦”这个概念里走出多远，这对后来中国所陷入的被动局面造成了严重影响。
无论如何，17世纪末的两次雅克萨战争还是奠定了两国对彼此认知的重要基础。在这之后，俄国基本上断绝了通过大规模武装侵略占领中国领土的念头。而中国虽然得胜，却也对俄国人的彪悍好战颇为震撼，被迫首次以国际条约的方式巩固自己的疆界。但好景不长，仍旧以中俄两国政治中心相距遥远来自我安慰的清王朝愕然发现，工业革命所引发的交通技术革新正在迅速地改变着这一切，中俄之间的“安全”距离早已开始不再安全。“来自北方的威胁”这一中国的传统问题不得不被再次提上了日程。
一、从“罗刹鬼”到“防俄论”
沙俄帝国的崛起伴随着领土的迅速扩张，特别是在东方，其扩张的速度尤为惊人，直至遇到中国，俄国在亚洲的大肆扩张才总算被迫停了下来。在清初的文献中，多使用“罗刹”一词来称呼俄罗斯或俄罗斯人。如《清实录》中记载：“（顺治九年）九月丙戌，以驻防宁古塔章京海塞遣捕牲翼长希福等率兵往黑龙江，与罗刹战，败绩，海塞伏诛，希福革去翼长，鞭一百；仍留宁古塔。”另《八旗通志》也有将俄罗斯称为罗刹的记载。此外，还有一些清代学者将俄罗斯称为“鄂罗斯”“鲁西亚”“药杀”“斡鲁斯”等等。“罗刹”一词不仅是在官方文献上，在民间也广为使用。这不仅仅是因为“罗刹”与俄罗斯的俄语发音（Россия）极为相像，而且也符合当时中国老百姓对俄国人最直观的看法。清朝初年俄国哥萨克经常进犯我国的黑龙江领域，据说他们不仅四处抢劫掠夺，还杀害了许多当地居民，甚至以尸体为食，不仅吃异族人尸体，还吃哥萨克同伴尸体。他们这些骇人听闻的行径令当地居民称他们为“吃人的罗刹”。“罗刹”是梵文的略译，是印度神话中的恶魔。自雅利安人征服印度后，印度人凡遇恶人恶事，皆以“罗刹”名之，“罗刹”遂成为恶鬼的通称，还被传到了中国。更何况这些俄罗斯哥萨克体型高大，体毛茂盛，流行蓄胡，“皆犷悍贪鄙，冥顽无知”，被阿穆尔人视为“妖魔鬼怪”也不足为奇了。很快，这一称呼的对象就由俄国哥萨克殖民者扩大到所有俄罗斯人，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这样使用。虽然“罗刹”在宗教中的形象比较复杂，甚至在佛教中有正面形象，但在这里，“罗刹”显然象征着负面形象，充斥着边境民众对俄国人的嫌恶情绪。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称谓与中国古时称呼周边未开化民族的“蛮夷”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别：“罗刹”的隐含意义不仅是“非我族类”，而且是他们随时可能要“害人”。它道出了中国老百姓对这些外国人打自心底的不理解、不信任和恐惧心理。这种形象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乃至清廷在北京划拨给雅克萨战争中降清入编的俄国人充当教堂的庙宇也被称为“罗刹庙”。
然而，即使是俄国人打到了清帝国的“家门口”，清政府仍秉承传统的中国处世之道，心怀“天下”，“示柔远之德”，以和为贵，希望其多行不义而“自毙”。在希望落空不得不出兵讨伐后，清政府仍未放弃“感化”策略。在签订条约时在领土等问题上做出了诸多让步，令俄国最终合法占据了大片土地。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归降清政府的那批哥萨克，他们被带到北京，不仅成了旗人，还获得了诸多优待。康熙皇帝不仅专门为他们划拨了之前提到的“罗刹庙”，还为他们设立了学校。当时有两所外语学校在康熙帝的亲自支持下先后创办起来，一为国子监的“俄罗斯学”，为“俄罗斯来京读书子弟而设，所以柔远人也”；另一所便是内阁理藩院下设的“俄罗斯文馆”，为“八旗习俄罗斯字学生而设，所以通象译也”。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即为“同文馆”的前身。由此可见俄语大概是清王朝官办研习的第一门西洋语言。年俄国传教士团在北京的顺利驻扎并获准定期轮换，从此俄国便合法地拥有向北京派驻传教士团的权利，随团人员不仅是传教士，还可以有商队、学员等其他成员。于是，俄国一举数得，驻北京传教士团就成为了俄国在京的“官方”驻地，在清廷首府获得了其他西方国家难以企及的“窗口”。而清政府丝毫没有认识到俄国这个承载着西方文化的大国与其他周边藩属国家有何不同，意图“以不变应万变”地将其纳入自己的“宗藩体系”当中。
到了乾隆时期，官修《四库全书》正式将“俄罗斯”取代元代的“斡鲁思”以及后来的“罗刹”等译名，自元代以来俄国译名混乱不一的问题得以解决，这一译法也被沿用至今。清廷最终没有选择将符合俄国国名俄语发音且最“有群众基础”的“罗刹”定为统一译名，进一步反映出清政府对于俄国已不再怀有敌意，甚至可以说，对这个新邻居的“表现”是相当满意的。
从短兵相接到一纸和约，正是与俄国的相遇，大清帝国才初次尝试了通过西方规则来确立国家关系和国界线，但大清从俄国人那里学习到的西方政治文化几乎止步于此，而且其中大部分还要归功于在中俄两国间充当翻译的耶稣会士。为何中国没有通过俄国进一步了解西方文明事务？因为急于与中国建立长期往来关系的是俄国。清廷“厚往薄来”的贸易做法让俄国商团“受宠若惊”；清政府尊重归降的俄国人的宗教信仰并允许他们拥有自己教堂的消息传到俄国，更令沙皇彼得一世兴奋不已。当时的俄国正面临北方强邻瑞典的挑战，还要与奥斯曼帝国周旋，国内又在实行大规模的改革，这一切都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这“使他自然而然地重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流域广袤而富饶的土地，重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居民，以及同大宗毛皮进口国——中国的贸易”。于是彼得一世多次想办法与北京的东正教徒取得联系，并竭力保住北京东正教堂这个窗口以寻找机会打开局面。如每次俄国商队来华，都有传教士随行以加强和北京东正教徒的联系；年3月，沙俄还以北京的传教士列昂节夫年迈为由公开要求更换北京的传教士，但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许可。年俄国以允许清廷使团过境前往土尔扈特部为交换条件促成俄国商队及第一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被派往北京。而且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就在其他西方国家的使团止步于中国繁琐的礼仪程序上时，沙皇政府却不再与清廷在这些“小问题”上纠缠，最终向中国“傲慢”的礼仪程序妥协，来访使节均对康熙行“三跪九叩”大礼，使得康熙十分高兴。从此清廷不仅对俄国印象大为改观，恐怕还将俄国人视为可供教化的西洋人之典范。由此，俄国未能也没打算撼动清王朝自诩“天朝上国”的美梦，相反还给这个美梦增添了新的色彩。一些到过中国的俄国使节在公开出版的游记中甚至将中国的形象置于其他一切国家，包括他们所崇拜的罗马帝国之上。因此，在这种具有“虚幻”色彩的中俄关系下，中国人的俄国观自然也是模糊的。
于是，即便是开办了“俄罗斯学”和“俄罗斯文馆”，中国也没有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来真正了解俄国或者是西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中俄交好时期双方曾经互相赠送过大批书籍，俄国赠送的书籍中不乏西欧当时在各领域的经典之作，只可惜一直被束之高阁，没有被翻译出来。这也从一方面说明了“俄罗斯文馆”的教学成果。事实上直到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清政府还是没能培养出自己的俄语或拉丁语人才。康熙帝在评论中俄关系时，曾谈到：“鄂罗斯国人材颇健，但其性偏执，论理也多胶滞……其国距京师甚远，然从陆路可直达彼处……至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俄国哥萨克的入侵实际上是西方殖民者终将大批到来的预警，可惜清政府仍将俄国视为以往的番邦外族加以“安抚”。中国并未从这个野心勃勃的邻居身上领悟到任何“开眼看世界”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与外界交往的闭塞心态仍旧没有丝毫改变。
与中国的做法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俄国以驻京传教士团的存在为重要基础迅速兴起了俄国的汉学研究，在短期内就达到了同法国汉学相比肩的程度。到了19世纪中期，列强开始争相将贪婪的“魔爪”伸向中国，而作为“与中国素和好之国”的俄国，在自己培养的“中国通”的协助下，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获取了清政府对俄国的信任，同时攫取了中国大片领土。穷途末路的清政府却仍指望借助俄国的力量来“以夷制夷”，力主“联俄”的李鸿章便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而恰恰就是这种“联俄”路线令清政府进一步丧失了民心，加速了它的灭亡。
随着俄国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日渐暴露，俄国终于迅速地成了中国朝野重点治疗白癜风最好的方法北京治疗严重白癜风的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