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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为人，为什么他们比我们缺少自由
▲这是病区病人活动的走廊，他们平时就只能从这里望出去，看外面的风景。（刘子/图）
“有天早上，我忽然开始思考，他们虽然患有精神疾病，但是家人有权利强制把他们送进来，强制地让他们去改变吗？他们自己的人身自由该是由谁去决定？”
“你觉得我们平等吗？”
“不平等。”
“哪里不平等了？”
“你们是自由的，我们没有自由。”
在封闭式大楼里的一间咨询室，心理医生郭洁（化名）在和一个预谋要从这里逃跑的病人张川城(化名）做心理治疗。川城双手交叉在胸前，靠在沙发上，看着坐在他隔壁的心理医生。
这里是医院的住院部，一栋4层的大楼，配备有一个花园，一个篮球场。只有一个铁门可以进出这里，还有两名保安守卫，家属出入要在手上盖章，病人则不能随意出入。病人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病房里，早上8点钟，病人们吃完药之后，可以看到他们守在病区的铁门前。
▲病人住的病房，三人一间，都配有一个装有防护网的窗。（刘子/图）
早上8点半到10点半，下午2点到4点，是他们出去外出活动的时间。病区的铁门打开后，他们有的在楼道的阶梯上静坐抽烟；有的在阶梯走廊的木椅上围聚在一起，会聊聊自己的经历，抽着烟，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慢慢陷入沉默，再各自散开。也有的在一楼的书报室里，看书报，下棋；有的在球场上投篮、打球。
在医院的各处都散落着四处游荡，来回踱步的病人，走累了，他们会停在一处，或者坐在一个椅子上，低着头发呆。
▲这是病区门前的走廊和空地，他们平常会群聚在这里聊天抽烟。（刘子/图）
▲其中一个装烟头的盒子。（刘子/图）
“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出院？我每天在这里就像行尸走肉一样。”这个皮肤黝黑，一米六高，身材健壮的男生脸上挂着尴尬的微笑，跟在来查房的郭医生的身后。
这个被诊断为品行与情绪混合型障碍的男孩叫王伟杰（化名），19岁，在这里已经住了大半年了。因为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有暴力行为，砸坏了孤儿院的空调后被送进这里。
每次见到医生他都笑脸相迎，举起他大大手掌，“Hi，郭医生又来查房啦~这次找谁呀？”。“郭医生，我远远一看背影就知道是你，你看我对你多熟悉。”
每次一见面，医生都知道他想要聊出院的话题，但也只能尽量安抚他。
“郭医生，你别看我每次都笑嘻嘻的，我都是装出来，其实我在这里一点都不开心。你帮我问问主治医生什么时候能出院？”
“其实在他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住院，一个是回孤儿院。他是不可能再出去工作的了。孤儿院现在想让他在这里住久一点，越久越好。不然回去又怕他搞事。”他的心理医生郭医生解释道。
在这栋大楼里，有绝大部分病人和伟杰一样，想尽办法出院。那些在角落和楼道里静坐的病人，心里面也会默默盘算自己如何才能出院。
平常不爱说话也不喜室外活动的李嘉涵（化名），隔两三天也会找心理医生做治疗。
▲其中一个心理咨询室的一角。（刘子/图）
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落在沙发上，空调输送着凉爽的冷气。这里就是李嘉涵和心理医生做治疗的咨询室，在住院部大楼一楼的一个小房间里。他坐在一张布艺长沙发上，咨询师就坐在离他一米多远的另一张沙发上。中间摆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有一个时钟，和一盒纸巾。
“想聊一下出院的事情。”当医生问起他今日咨询的问题，他慢条斯理地回答。因为药物的副作用，他舌头有点卷舌，像口里含着东西，发音粘糊。说完，他嘴角抽动一下，含笑地着看着心理医生。
李嘉涵之前是在计生办做行政工作的公务员，这次医院的。按照精神科病历的记录，他之前因为有被害妄想，不肯吃饭，觉得别人在饭里下了K粉要害自己。
根据他家人的陈述，病发时，他会说自己不需要老婆，世界上大把女人等着和他结婚，现在他已经和他妻子离婚了。他还夸大海口说自己赚大钱，打电话请人吃饭，吃霸王餐，也不讲个人卫生。经过精神科医生的药物治疗后，李嘉涵变得平静了许多，也能够自理自己的生活了。
“你是怎么来这里住院的呢？医院的吗?还是家里人送你来的？
“家里人送来的。”他答道。
“那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送你来这里吗？”
“在家发脾气。”
“哦，在家发脾气。还有吗？”
“没有了。”
对于之前自己做了些什么，他只字不提，可能他真的忘记了（因为精神病人通常会接受MECT无抽搐电休克治疗，治疗后记忆力会减退。）也有可能之前在做那些行为完全不自知，自知力是缺失的。
那些因为大脑或者神经递质分泌出现了问题的人们，做出了一些这个社会所不能容忍的行为后，他们便被送往这里，自愿地或被强迫的。医院治病，像是一个被社会驯化的过程，重新学习在社会上生存的守则。
▲每周四都会有专门的理发师来到病区的大厅给病人理发，头发长的病人会被护士要求留下来理发。（刘子/图）
进咨询室前，川城刚刚和另一位病人发生了争吵，有轻微洁癖的川城因为别人把脚踩在他坐的椅子上大发脾气，和别人吵了起来。医生和护士想让双方互相道歉，川城不管怎么劝都不肯。十几分钟后，郭洁就接到了电话，希望能对川城进行心理治疗。
但在咨询一开始，川城就很抗拒郭医生，有着一股敌对的情绪，谈话进行地并不顺利。
“其实挺有挫败感的，因为我还以为我们之前的关系建立得不错，但是做完这一次感觉我们的关系恶化了。”郭洁在第二天，还在对昨天的治疗耿耿于怀，忍不住向坐她隔壁的同事倾诉。
虽然川城一开始不配合，郭洁知道川城是需要她的，“走出门5秒后，他还特地回过头跟我招招手，说再见。”她说道。
很多病人也很川城一样，和周围人的交往也会传递着温暖的，他们会相互交换零食，相互帮忙去小卖部买东西，会一起去球场打球。不同的是，他们对自己情绪的控制，对身体的控制，失去了主导权。他们有着自己的思维世界，适应不了大部分人的社会，会做出伤害自己或他人利益的行为，被视为是有病的。
大部分精神病人，一开始都不是自愿进来治疗的，他们都不自知自己有病，更不觉得自己需要治疗。医院大厅的导诊台，可以看到他们被家里人强行扭送进来，手被绑着押送过来，医院的保安把被骗过来又逃跑的病人抓住。或许，什么时候进行改变，进行治疗，并不是他们自己主动的选择。
但是，进来之后，通过药物治疗，物理治疗还有心理治疗，他们都在慢慢地改变，向着理智的他们所期待的那样。
"你在这里有朋友吗？"医生问嘉涵。
“有，”他回答道。
“你们一起会做些什么呢？”
“一起打乒乓球，聊天。”
像嘉涵和伟杰，他们已经没有了精神症状，能够自理自己的生活，离开病房出去活动，可以建立人际关系，在医院这个小型社会里生存下来。
“在这里，有医生、护士看护他们，对于发病的他们这里是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周围的人都是理解他的，关照他们的。”郭医生说道。
对于外面那个错综复杂，危机四伏的社会，这里对他们的刺激源更少。
“担心不会和社会上其他人交流，”在沙发上双脚并拢，手指交叉握着，低着头的刘勇（化名）和他的心理医生说道。
“你在这里会不敢和别人交流吗？”医生问道。
“不会。”
“为什么？医院也是一个小型社会呀。”
“因为这里不用说好话啊。”
20岁的刘勇（化名），在高中毕业以后，换了三份工作，最后因为工作中损坏了十几万的设备，被上级批评后，没多久没辞职就离开，已经闲赋在家两个多月。
“他一天都不跟我说一句话，就一个人在房间里打游戏，有时还通宵打。也不出门。”刘勇的妈妈说道，这两个月来她和自己的儿子一说话就吵架。“我给他托中介找到的工作，他也不愿去做。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在心理治疗时，刘勇说：“我这人比较固执，不会说好话。”在他的经验里，遇到争执，别人都是通过说好话的方式解决的，但他不会。所以他很怕在一群人面前说话，怕和别人其争执，自己不懂人情世故。就这样，他和社会越离越远，把自己困在家里。
医院后，刘勇和他同寝室的病友成为朋友，两人经常一起聊天，打球。工作日，在医院一楼的打团室，医院组织的团体活动，和团队一起合作完成活动。现在的他，已经开始考虑出院后要继续读书或者工作了。
“我想要当渔夫，因为我很喜欢大海。”当他的主治医生问他出院后是否愿意按照他妈妈的想法去读IT，他这样回答。
自由的缺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限制，会带来脱离社会的失落，但换来一种安全的保护。
“如果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我愿意一直住在这里。每天睡，睡醒吃，到外面活动，有空的时候看英语单词，学英语。”在这里住了一年多的陈俊高（化名）乐呵呵地说道。
据不完全统计，医院精神心理科住院部二区8月份床位入住率最高达%，9月7号前，出院病人达20多个，入院病人8人有余。一般住院通常要1个月-3个月才能控制好药量，让病人出院后继续服药也能保持稳定，现在有的病人住进来一个多星期就被家属接出院了。
“各医生要注意控制一下病人住院的时间，不能太早就让他们出院，药都没有调好。已经有一个病人出院没几天又重新住进来了。....”精神科二区主任张治平（化名）医生最后说道。每天早上7点50分例行的医生交班就这样结束了。
8点半，病区的大门一开，“笃、笃”办公室的门就响起来了。
一个刚入院不到一个星期的病人推开门，问道：“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够出院，我现在已经正常很多了。”
就这样，如往常一般的一天又开始了。
写在后面的话：
本来就没有绝对的自由，我们都是广阔天地里的囚徒，工作也总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规整和单调，只是看我们选择站在天平的哪一边去看世界。
同情比我们更少自由的他们，是不是把我们的需求强加在他们身上呢？
特此感谢为本文耐心地提出修改意见的老师Miss.Lin
有了你才有更好的我们
祝天下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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