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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曾用一招挽回濒临崩溃的国家经济史话



(当年)尽管“休克疗法”讨人嫌,却仍然被一个又一个国家相继采用。俄罗斯之进入“休克”已在波兰两年之后,前车可鉴而后车继之,却是为何?

文/金雁

(本文写于20世纪90年代)

讨人嫌的“疗法”

对于三年来的东欧经济,人们最常说的两个词是“阵痛”与“休克”。尤其是后一术语,自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首先把波兰马佐维耶茨基政府的“稳定经济纲领”称为“休克疗法”以来,这个词已风行于世界。三年来,一个接一个的东欧国家实行了“休克疗法”。三年下来,疗法究竟如何?对此,各种立场的人自然是众说纷纭。不过从宏观角度看,有几个事实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舆论对它褒少贬多,尤其在实行“休克”的国家内更是如此。无论是波兰的巴尔采洛维奇方案、捷克的克劳斯方案还是目前遇到麻烦的俄罗斯盖达尔方案,在国内都几乎是“千夫所指”。在年秋冬之际到俄罗斯的人,都会看到俄国报刊上争相介绍“波兰经验”(那时俄国正沸沸扬扬地讨论着“沙塔林方案”“天计划”),连“保守派”雷日科夫总理都承认波兰人干的基本上是成功的——只是他认为俄国不应照搬而已。然而他如果跨过布格河,就会发现在彼岸的波兰,巴尔采洛维奇本人已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不得不谋求在下届政府中任职。巴氏在政府中的同事、工业部长、经济学家扎维希拉克则自嘲曰:“波兰有‘休克’,却无‘疗法’。”

而俄罗斯的盖达尔“休克疗法”,早在出台时,叶利钦就坦言这是一颗苦果,是“不得人心的”。实行以后,盖达尔所承受的舆论压力更甚于波兰的巴尔采洛维奇,以致叶利钦为了继续用其计而不得不牺牲其人,在年岁末让他辞去了总理之职。对盖达尔的批评可以说来自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前共产党人”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以及像副总统鲁茨科依和议长哈斯布拉托夫这样在“8·19”时一同反政变而后来都成了政治对手的人固不待言,就连“激进改革派”中也不乏盖达尔的抨击者。在盖达尔之前提出过另一个“休克”方案(即“天计划”)的格·亚夫林斯基就把盖达尔的实践说得几乎一无是处,并声称自己意识到对盖达尔如此抨击“有可能被反对改革的反民主势力篡改和利用,但这也是任何真正的民主改造所不可避免的”。

至于捷克的克劳斯,他的“休克疗法”不仅遭到捷摩共(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的抨击、社会党与社民党等“左派”力量以及像锡克和姆利纳日这样的年后流亡国外的“布拉格之春”风云人物的指责,而且在他所属的公民论坛与公民民主党中也有众多非议者,包括“捷克民主的象征”,以理想主义著称的哈维尔总统在内。

当然这些国家支持“休克疗法”的舆论也是有的,但其声势远不如批评的舆论大则是事实。

第二,几乎所有的东欧“休克疗法”都未能实现,至少是未能如期或完全实现原定的指标——这当然不是指关于“改造”经济的指标(现在人们已普遍认识到这种改造不是一两次突击性的“休克”所能完成),而是指关于“稳定”经济的指标。以“休克疗法”的样板——波兰为例,当年“休克疗法”出台时,参与制定该方案的波兰政府经济顾问萨克斯曾宣布它可以在半年内清除通货膨胀(即把年通胀率压到1位数)。结果是:年通胀率从上年的%降至%(另有资料说是%),年又降至70%(年初计划为52%),年仍维持这样的水平。这样,当初认为半年能实现的目标三年都未能实现,在稳定生产方面,当初预计年下半年就可以实现经济回升,结果落空;年4月波兰政府曾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本年经济将回升3%~4%,但到年终统计,反而比上年下降15%;直到年下半年,波兰经济才走出谷底,但全年仅回升2%,远低于原来估计的5%~6%。

捷克的“休克疗法”并不以扼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但是年的通胀率仍然超出了预计,达到40%左右(上一年仅10%)。原定在年实现的克朗自由兑换,实际上到年才实现。经济回升直到年末才出现某些迹象,当年全年比年仍下降,而按原预计这一年应该恢复增长的。

俄罗斯的情况更糟,年初进入“休克”时原定要实现的遏制通货膨胀、稳定卢布汇率、无赤字或少赤字财政、改善国际收支等目标,到了年底无一实现。如果说,波兰在“休克”头一年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便是改善了国际收支状况,从连年逆差一跃而为创纪录的40亿美元顺差的话,那么俄罗斯却恰恰相反,从年1季度的顺差15亿美元劣变为年1季度逆差25亿美元!

更有甚者,在“休克疗法”的“疗效”指标多未达标的同时,其“副作用”的指标却多有突破。诸如生产萎缩、投资减少、失业率上升、生活水平下降等等。固然由于体制转变中统计口径的不对应,这些副作用往往被夸大了。如居民收入统计对变革后日益普遍的第二职业收入及其他“未申报收入”,生产统计对“非正式经济”“未申报经济”的产生,物价统计对变革前的“黑市”高价,都不能反映或不能充分反映,而失业统计中则包含了大批弃职从商的“倒爷”等等。但即使排除了这些“水分”,上述副作用的强度仍然超出了原来预想的“代价”。例如按统计数字,波兰“休克”一年后,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约30%,不少经济界人士认为实际未下降这么多(他们估计的数字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比政府原先预计“实际消费水平下降1%”的“代价”肯定是高多了。而且,如果说“休克”后头一年的统计因受体制变革影响尚有水分的话,那么第二、第三年的数据都以上年即变革后状况为比较基数,就更不能仅以水分视之了。

这样说来,“休克疗法”不是要完蛋了么?

然而事实之三却是:尽管“休克疗法”讨人嫌,却仍然被一个又一个国家相继采用。俄罗斯之进入“休克”已在波兰两年之后,前车可鉴而后车继之,却是为何?在变革之后的政治条件下,政治家难道还不懂取悦于选民的重要性么?靠民心思变上台的叶利钦,为何要采取这种他明知“不得人心”之选择?时至去冬今春,连安哥拉等一些非洲国家,也表示要采用“休克疗法”。这些国家与西方关系并不好,也从未有谁承诺要大量援助他们。如果说东欧之实行“休克”被一些人认为是讨好西方或轻信诺言之故的话,这些国家却又为何?更耐人寻味的是东欧那些“主治大夫”们的景况:

捷克的克劳斯,尽管两年来饱受上至啥维尔总统下至老百姓的指责,但许多人却是一面骂他的娘,一面投他的票。他在骂声中威信未减,地位日高,两年来由公民论坛的群雄之一而为公民民主党魁首,由财政部长而为捷克共和国总理。在年的捷克与斯洛伐克“分家”大选中,他获得大胜。他领导的政府是目前东欧民意基础较好的一个政府。不少捷克人把哈维尔看作“公平”的化身,而把克劳斯视为“效率”的代表,他们不满意他的冷峻,但承认他的能干。

巴尔采洛维奇与盖达尔没有那么走运,他们分别成了波兰人与俄国人不顺心时的出气筒,先后挂冠而去。但继任者仍然基本上继续他们的政策。试图缓和“休克”强度的波兰奥尔谢夫斯基政府比前任更为短命,而后来的苏霍茨卡政府又回到了巴氏的轨道上,并终于沿着这条轨道走出了谷底。盖达尔身后也出现了一个“没有盖达尔的盖达尔政府”,“休克疗法”于重重困难之下仍然在实行。最耐人寻味的是在立陶宛,饱受“休克”之苦的选民选择了共产党的后继组织领导人布拉藻斯卡斯以取代前任“大夫”兰茨贝吉斯,但前者却仍在基本上继续后者的经济政策!同样典型的例子是盖达尔的继任者切尔诺梅尔金。他本是反盖达尔的“公民联盟”反对派推荐的总理人选,照理应该反映“公民联盟”的立场,但他就任以后经过一个多月的犹豫,终于又回到了盖达尔的路子上,使“公民联盟”大失所望。

别无选择的“选择”

怎样理解这些事实?显然只有一种解释:人们不喜欢“休克”,但是,他们别无选择。

这就涉及“休克疗法”的含义问题。什么是“休克疗法”?在我国,许多人把它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视为是针对社会主义的。“休克疗法”似乎就是不惜代价地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一步到位的跳跃。这种看法不能说全无道理:的确,现在在东欧、前苏联实行“休克疗法”的那些“大夫”们,是相信资本主义而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他们大多也确实持有长痛不如短痛的观点。然而如果仅仅把“休克疗法”看作是这样一种观念的产物,那就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想不想一步跳到资本主义是一回事,如何才能一步跳到资本主义又是一回事。除了把全部经济一股脑儿交给西部同胞托管的原民德地区“托管制”和东欧个别学者(如俄国的皮亚谢娃)提出的“雪崩式私有化”之类未被采纳的主张外,目前东欧的主事者们并没有谁提出过一个如此跳跃的操作方案,当然也就谈不上实施这种方案了。

要说一步跳到资本主义,那只有原民主德国。可是人们一般不说原东德实行“休克疗法”,原因在于那里虽然由西德人“买下来”而实现了私有化,但并未发生抽紧银根、压缩需求之类的事,相反,东德人的实际工资与消费水平总的来说是大幅度提高了。另一方面,当我国在年前后实行经济紧缩时,国外有人称之为中国式的“休克疗法”。的确,如果说年前后中国发生的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就带来两年多的“紧缩”,那么像波兰那样高达四位数的通货膨胀之下“休克疗法”之别无选择,就不难理解了。

从操作的意义上看,波、俄等国的“休克疗法”至少在其第一阶段(波兰在年以前,俄罗斯直至目前)主要是一种旨在稳定(而不是改造)经济的紧缩政策。具体地说,即用抽紧银根、提高利率、压缩财政支出、冻结社会需求同时放开物价的办法,一举消除原有经济中的破坏性不平衡,建立一种稳态,实现货币/商品平衡(消除通胀)、国家财政平衡(消除赤字)、市场供需平衡(消除短缺)、国际收支平衡(消除逆差)、官私汇率平衡(实现货币可兑性)。不论什么“主义”的经济,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休克疗法”无所谓姓“资”姓“社”,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针对社会主义的,不如说是针对通货膨胀(以及上述种种不平衡)的;与其说是制度性措施,不如说是技术性措施;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不如说是经济逻辑的产物。

以波兰为例,当团结工会政府上台时,他们面临着波兰历史上空前的、高达%的恶性通货膨胀。国家财政崩溃,预算赤字高达政府支出的近五分之一;外债高达四百多亿美元(还不算欠原“大家庭”国家的),已经到了连利息也付不起的程度。同时,外汇储备荡然无存,外贸连年逆差,兹罗提失去信誉,商品极度匮乏,经济生活陷于混乱、濒于破产。而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暂且不谈深层的体制问题)就是财政失控。一方面无底洞式的亏损补贴、价格补贴和“大锅饭”式的信贷导致巨额财政赤字,不得不靠滥发钞票来填补;另一方面人为的低物价又阻塞货币回笼渠道,以致通货泛滥成灾,而恶性通胀引起的经济混乱又反过来加重了财政困难,形成恶性循环。

苏联剧变前的东正教信徒。

显然,这种状况是任何“主义”的经济都无法忍受的。要消除这种灾难,从逻辑上说也很简单,那就是一方面卡住通货泛滥之源(紧缩财政),一方面疏通通货回笼之流(放开物价),其他办法或是扬汤止沸,或是饮鸩止渴,或是外部输血,难以持久。这个逻辑是不以“主义”为转移的。“休克疗法”如果仅就这个紧缩阶段而言,那么它之所以行之于政治剧变之后,并不是由于政府换了“主义”才弄懂了这个逻辑,而是由于剧变造成了一种可以承受“休克”的社会心理条件。事实上,剧变前的波兰政府曾多次试图小幅度“开流节源”,无奈社会不信任政府,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几,马上便激起工潮。而在这种工潮中崛起的团结工会上台后,“开流节源”一步到位,物价转眼间上腾数倍。报刊上充斥着抱怨之辞,然而街头却一片平静。无怪乎年冬苏联讨论“天计划”时,雷日科夫政府的一名发言人这样论证“休克疗法”之不可行:“波兰人经过十年奋斗,终于有了一个他们自己信赖的政府,这个政府的‘休克疗法’使生活水平下降了30%,而人民基本上一声不吭,可是我们,如果这么干,那还不炸了锅?”

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叶利钦何以在苏联解体不久便迫不及待地实施“休克疗法”了,要知道他冒的风险实在比波兰人大得多。“休克”前波兰经济基本上还只是“滞胀”,以生产下降为代价的“休克”还可以承受;而“休克”前俄国经济却已经陷入“衰胀”,生产已经下滑一截,再用生产进一步下降为代价就要冒更大的风险。再者,波兰从实行“休克”到经互会瓦解,“大家庭”经济联系中断之间有一年的缓冲,而俄国实行“休克”却恰值苏联解体,联盟经济联系陷于混乱之时。如果说波兰是“雪继以霜”的话,那么俄罗斯便是“雪上加霜”了。但是叶利钦、盖达尔还是铤而走险,在俄罗斯经济肌体上扎下了“休克”的一针!为什么?就因为叶利钦在“8·19”之后威信极高,民心可用。然而“民主”制下历来难出神仙,易出替罪羊,这种威信能维持多久,实在难说。君不见丘吉尔、戴高乐这些“二战”中被奉为民族救星的人物,战火刚熄、甚至是战火将熄时选民就对他们不感兴趣并弃如敝屣了吗?如果叶利钦无所作为,用不了多久他的威信便会消失,那时他便成了雷日科夫第二,想搞“休克”也搞不成了。既然雷日科夫、帕夫洛夫的无所作为只能使苏联由“滞胀”拖成“衰胀”,使推迟的“休克”要付出更大代价、冒更大风险,而年一年内没有实行“休克”的乌克兰等国,也已被证明是每况愈下,其困境有甚于“休克”中的俄罗斯,那么与其拖到民心已去之时再被迫在社会不合作状况下实行代价更大的“休克”,当然不如在民心可用时趁热打铁了。在“休克”期间由于俄国人日子难过,叶利钦的声望将会下降,但他即使不实行“休克”,声望也会下降,戈尔巴乔夫的结局不就明摆着吗?当然,如果叶利钦能带领俄国人走出隧道尽头而重见光明,他的声望是可能再次上升的。

因此,对“休克疗法”的评价就看从什么角度出发了:如果把“休克疗法”只视为诸多选择之一,并用“大夫”们的许诺和预期作为其成败标准,那么,“休克疗法”是失败的,至少是不那么成功;但如果从“休克疗法”的别无选择出发,那么只要它没有导致社会爆炸,就可以说是一种成功,至少不能说是完全失败。“休克疗法”要使社会付出代价,因此它不讨人喜欢。若要实行它,要么是民心可用,大众信赖政府,甘愿或至少不反对暂时承担重负;要么是暴力高涨,硬压下社会的反抗而把重负强加与之。变革前的政府既无前一个条件,又无后一种“胆量”,实际上陷于想一试而不可得的困境,使经济病越拖越重。而现在终于有了可以一试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休克疗法”之得以出台本身就是一种成功。至于“休克”的结果,像波兰、捷克那样虽然比预计的更费劲,但终于走出了谷底的国家自不待言,就是在谷底挣扎的俄罗斯也不能说没有希望。年1月,俄罗斯独立工会曾号召全国工人举行反“休克”的示威游行,结果因响应者寥寥而告失败。在“休克”四个月之后物价水平上涨11倍,但人民表现了“惊人的忍耐力”,只发生了零星的示威行动。直到现在,反“休克”的斗争也主要发生在议会内,而没有发生在街头。

(本文摘自金雁作品《东欧札记二种》,东方出版社。)

金雁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

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院苏联东欧处处长、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现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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