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己直到黑夜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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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严　梓

北京迈入冬天时，我把电脑桌面换成了自己手写的几个字：“愿做一个明朗、可爱的人”。

转眼间，距离我坐在寝室的书桌前吞下一整瓶阿替洛尔片（一种用于治疗心血管方面的疾病的药物，服用过度可能会导致死亡），已经过去一年了。

朋友曾经问我，当时是什么感觉？我回答说，很冷静。那是一种黑夜结束前的冷静，好像手里拿的是灵丹妙药，吞下它们、闭上眼，就能看见久违的光。

一

哗啦啦，一大堆药片被倒在桌上。我分了几批用水服下，却还嫌这过程太拖沓。之后我平静地躺上床，用渐渐模糊的意识思考：“他们会怎么发现我呢？”

大脑逐渐变得混沌，即将入睡前，我想起了当时的男友。

“我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事了。”

这是我在拨通电话后的第一句话。吞下药片时我仿佛与整个世界隔绝，而当熟悉的声线在耳边响起，昏黑一片的世界里好像突然出现了一条闪着微光的小道。“我好像做错事了”——我重复着这句话，一遍又一遍。

男友似乎猜出了什么，接连问了几遍“你在哪里”，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惊恐。得知我在宿舍后，他半恳求半命令地让我下楼，说自己马上就到。

校医院急诊无力救治，男友立刻带我赶往北医三院。到达时我已有些昏昏沉沉，只是机械地服从医生的命令，灌下一瓶瓶矿泉水催吐。在旁边看护的医生叹着气责备道：“不吃药不就不用受这罪了吗？”

意识稍稍清醒后，我拍了一张照片：医院里对比强烈的黑白色调，交错的输液管和心电监护电线，扎有留置针的瘦削手臂和手臂上用记号笔写下的“12/8”。留观室的墙壁上耸起一个大大的“静”字，我在这寂静里躺了两天，身体因大量输液而浮肿。

父亲匆匆赶到北京后，见到至亲的我忽然如释重负——终于可以离开了。

二

高二那年我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心境障碍的一种，有躁狂、抑郁等症状），没有特别的诱因，一切突如其来。

我开始服用药物，数月后症状缓解。父母因担心副作用让我停止服药，我自己也不愿再去做心理咨询。这是两个再错误不过的决定：心理疾患的治疗是绝对不能擅自中断的。

去年10月，奔劳于各种任务间的疲倦与不久前和朋友断交的痛苦相交织，心绪杂乱之间，熟悉的负面情绪袭来。起初，我觉得情况并不如上一次严重。父母远在千里之外，我不想让他们担心，只独自去北医六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在确定病情复发后，我反而很平静，只是在日记里写：“它又来了么？如汹涌的潮水。”

诊断的结果是单相抑郁——只有抑郁这一种症状的精神疾病。医生开给我一些药，但两周过后，情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继续恶化。

生活如同三年前那样，慢慢浸入一片昏暗之中。我浑身无力，食欲下降，怔愣到想不起来要喝水吃饭。白天我紧紧拉上窗帘，窝在床上不去上课；晚上却难以入眠，即便能睡着也是噩梦连连。我感觉自己就要撑不住了，终于告诉父母真相，请了两周的假。

回到家乡，父母陪我在熟悉的马路上慢慢地走，指给我看晴空下虽被荒废、却依然颜色鲜亮的旧厂房；而当我独自在大雨天穿越半个上海，趴在外滩的栏杆上望着起伏的黄浦江水时，心里还是会想：跳下去会怎么样？

两周后母亲陪我一起来到北京，租了房子，每天烧饭给我吃。我渐渐有了食欲，还领养了一只黄白色的幼猫。它很小，小到能捧在手心里。我抱着它自拍，希望在母亲和小猫的陪伴下，生活能变得好一些。

我们在一家私立心理咨询机构进行咨询，然而情形并没能好转。我的脑海里始终回旋着关于死亡的想象，甚至觉得如果做成这件事，生命就会终止，就不用再面对模糊得近乎虚无的未来。

那个看似平常的午后，母亲因事回沪。我独自回到寝室，如同举行仪式一般，把一堆药片放在面前。

“真的要这么做吗？吃下去可能就无法挽回了。”

后来的某节通选课上，老师要求我们列出面临死亡时最后想做的三件事。其实在那个时刻，我没什么想要完成的，甚至不想和任何人告别。我只是沉思着，久久地盯着眼前的药片，直到自觉无可留恋。

正如后来告诉朋友的那样，我很冷静——至少自认为很冷静：“不如早点结束吧。”

三

出院后，父亲陪伴我办理了休学手续。回到上海，父母立刻带我去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我先是得到了和六院一样的诊断，又在住院后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根据新诊断开出的药物，终于起效了。

现在我的拖鞋、内衣、开衫、棉毛衫无处不写着自己的名字，那是在上海市精卫中心住院一个月的遗留物。那里没有手机，只有一元一分钟的电话机。每天的活动不过是吃饭、吃零食、写日记——我有一本掺杂着花瓣与花梗的手工纸本，每天我都会抚摸着粗糙的纸面，将所见所想诉诸于此。

医院里可供我活动的空间只有一条长长的走廊。我总是抓着男友送的一只毛绒兔子，在走廊里来回走动，趴在窗边听外面的车流声。做检查和治疗反倒成了最值得期待的事，因为只有在那时才可以去别的楼层遛弯儿。

同一病房的病友多比我年长，我们有时会交流各自的病情。一位病友在遇见每一个陌生人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向对方重复她的信仰；另一位病友患有焦虑症，病情发作时会不停地搓手，“噔、噔、噔”地来回踱步。她在前不久刚做了脑部手术，头上只有新长出的短短发茬。

她们问过我：“小姑娘，你呢？你是怎么住进来的？”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我去自杀了。”

住在这里的人各有各的痛苦，而她们总是温柔地开导我：“千万别做伤害自己的事啊，不要想太多。”

住院时我接受过六次MECT（无抽搐电休克治疗），自杀意念得到了有力的抑制，病情明显好转了。再三恳求之下，我得以在春节前出院回家。

离开之前，一个姑娘告诉我她家的地址和“拜托你了，出院后给我妈妈打个电话吧，让她来接我回家过年。”

我在便条上仔细地记了下来。抬头时，我看到她用仅剩的一只完好的眼睛看着我，眼中盛满渴求。她曾经成绩优异，却选择从高楼纵身一跃，如今行动不便。至于那只眼睛，是她曾趁护士不注意时自己抠坏的。我住院的一个月里，从未见过来探望她的人，听说她已经住院很多年了。

“拜托拜托，到时候你也到我家来玩。”

我答应了她：“好的。”

那一刻我第一次如此强烈地希望回到外面的世界。我想家，也想替她完成一个未曾实现的心愿。

四

MECT虽然效果显著，却剥夺了我的一部分记忆，尤其是上大学之后的记忆。我一度为此伤感，然而父亲告诉我，背负太重的记忆行走过于艰难，遗忘未尝不是件好事：遗忘悲伤，是为了抹平过往的伤痕；遗忘喜悦，是为了等候未来更多的欢喜。

回家后，我开始渐渐敢于面对和享受这个世界的阳光。我想吃、想爱，也更加珍惜感情。我找了美术馆志愿者的工作，将空闲时间用来读书、写日记和独自出门漫步。我总在脑海里描画一个时刻微笑的姑娘，希望她住进我的灵魂里。

病情稳定后，我渐渐脱离了负面情绪的掌控，却后遗症一般地将“负面情绪”本身视作洪水猛兽，变得格外敏感。心理或许可以尝试着与它们共存。自杀的意念，也已经陪伴了我很多年；出院之后，它仍会不时造访我。想要彻底消除黑暗情绪绝非易事，我必须带着它好好地活着。

在整理相册的时候，我用“寻找”命名年的图集，用“新生”命名年的图集。于生死间走了一遭，当这一年接近尾声，我无愧于这一“新生”。

我尚且还在重塑自我的过程中，但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未来想成为怎样的人——愿如冬日晴空，做一个明朗、可爱的人。

这次，我觉得自己能好好走下去。

作者系化名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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